聚焦：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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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陶满成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

编者按：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不断增大，境外人员和机构不断增多，因此海外利益保护越发受到重视。“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和希望，同时也因为涉及国家众多、投资周期长、沿线国家国情各异，使得这个战略本身、以及不断增加的中国海外投资利益面临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等内容。

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不断增大，境外人员和机构不断增多，因此海外利益保护越发受到重视。“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和希望，同时也因为涉及国家众多、投资周期长、沿线国家国情各异，使得这个战略本身、以及不断增加的中国海外投资利益面临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等内容。其中，安全风险包括战争、动乱、武装冲突、海盗、恐怖主义等暴力袭击；政治风险包括领导人变更、政党轮替及反对党作用、政变及政权更迭、大国干预和大国竞争、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社会风险包括第三部门崛起、环境标准大变化、劳工标准大变化、风俗习惯影响和宗教信仰发酵；经济风险包括外贸政策大变化、汇率和利率等金融政策大变化、能源等市场政策大变化、大型或敏感企业和项目关停并转引发连锁反应；突发事件包括地震海啸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重大舆情与信息安全问题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走出去”战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国海外利益日益扩大、不断拓展。但是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风险点比较多、面比较广。而且这些风险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为国际市场、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的客观需要，中国需要去高风险的国家投资，其中一些地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甚至恐怖主义多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国别风险包含5个基本要素：由债务人的政府或政府机构发出的停止付款的命令、政治经济事件引起的贷款被制止转移或延迟转移、法律导致的资金不能兑换成为国际通用货币或兑换后不足以达到还款日应该有的金额、任何其他来自外国政府的阻止还款措施、不可抗力（包括战争和内战、没收、革命、骚乱、民变、飓风、洪水、地震、火山喷发以及核事故）。”这些风险及其衍生结果导致中国矿企开发缅甸铜矿风波、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被搁置、中企在澳大利亚的铁矿投资亏损、中企波兰高速公路问题、中企竞标墨西哥高铁失败、中企海外项目在巴哈马失败等。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主要风险的内容做出客观全面地梳理，为有针对性的开展预防和应对工作做好准备。

这些风险包括传统性安全风险和非传统性安全风险。传统性安全风险主要包括战乱风险、征收风险、汇兑征收风险等；而非传统风险主要包括恐怖主义、排外主义、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等方面。这些风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安全、社会、自然等各个方面。

一、安全风险（暴力风险）

海外利益遭到暴力威胁和攻击是这个类别风险最大的特点。不论这种暴力是否是国家行为，斗争的主体之间是否进行了暴力斗争，或者只有一方对另外一方使用了暴力。遭受暴力威胁和攻击是这个类别风险最大的特点，决定了对应采取的防范措施。因此有必要把暴力威胁引发的安全的风险单列。

（一）战争

战争是最严重的暴力冲突。所谓战争，是指有国家或者武装集团参与的武力斗争。所谓武装集团，是有议程、理念、政治目的，并使用武力制造伤害的统一组织。战争的损害是巨大的，曾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发生在对象国家的战争给中国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往往是全面的、毁灭性的。比如在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中，所有中资项目全部停工，在投资较为集中的基建、电信等领域损失更是重大。而且在利比亚的中方人员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要求有关方面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保障中国驻利比亚人员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国务院成立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中国驻利人员撤离及有关安全保障工作，累计撤离中国公民35000多人。这次撤离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的行动。除了采用包机撤侨外，中国空军出动4架伊尔-76运输机、海军出动舰艇1艘。中国的撤侨行动还得到了马耳他、土耳其、约旦、希腊等国的配合与帮助。中国的撤侨行动非常成功，但是从撤侨的巨大数量已经不难看出中国经济损失之巨大。“由于政局动荡，某钻探工程分公司在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地区的6个海外项目合同终止，影响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约12亿元”。中国有75家企业在利比亚投资受到严重影响，涉及金额约188亿美元。

（二）动乱

动乱带来的安全风险是非常大的。动乱是指一些事件引发的骚动、变乱、动荡及混乱状态，是持续较长时间的安全风险，而且容易造成多起安全事件同时发生。

20世纪90年代，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印尼出现了排华运动，大批华人在骚乱中丧生，不少妇女受到凌辱。2000年6月，所罗门群岛因内战升级、国内陷入无政府状态。该国首都霍尼亚拉发生骚乱，许多华裔商店遭到打砸抢烧，100多名华人在我外交机构的帮助下紧急撤离。2005年11月，法国巴黎郊区因两名少年意外触电身亡而引发骚乱的过程中，13间华人仓库被焚毁，损失超过300万欧元。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因为选举不公再次发生动乱，紧邻议会的唐人街中大部分华人华侨的商店被打砸抢烧，中国政府再次紧急撤侨300多人。2006年11月16日，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因为反对派不满政府改革而发生动乱，部分政府设施被冲击，多家华人商铺被抢被烧。2007年9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排华骚乱，全国第三大城市芒特哈根多家华人商铺和仓库被烧，许多店铺遭到抢劫和破坏。2012年5月南海争端激烈时期，越南当局放纵的对中资企业的打砸抢行为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也导致了大量的财产损失。2017年4月27日，几内亚一个铝土矿开采区发生骚乱，一些中国公司牵涉其中。当然这起骚乱事件与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几内亚国内社会动荡不安，铝矿开采业频繁罢工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武装冲突

武装冲突对安全的影响非常大。所谓武装冲突，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或人员所进行的暴力互动。所谓的暴力互动，即事件中有武力的使用，武力包括可以伤害对方的各种冷、热兵器。

武装冲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造成最直接和严重的冲击。“据统计，2014年全球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58场，涉及44个国家，其中56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和延伸地区，涉及41个‘一带一路’沿线和延伸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要穿行北非、中东、东南亚、南亚、西亚、东欧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位于‘冲突集中地带’。”

武装冲突给中国海外利益造成损害也比较大。如2005年11月，在约旦发生连环爆炸案，国防大学代表团成员3死1伤。2007年12月，阿尔及利亚发生两次爆炸，中国工人1死7伤。

（四）海盗

海盗对境外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较大威胁。海盗是指专门在海上抢劫其他船只的犯罪者。海盗通常以犯罪团体的方式行动，而且有武装。海盗也属于安全风险的范围之内。

西非沿岸、索马里半岛、红海、亚丁湾、孟加拉湾及马六甲海峡等附近水域海盗活动比较频繁，对各国的对外贸易、能源运输、海上作业等构成了现实威胁，中国的过往船只和人员安全受到了威胁。

2003年3月，在斯里兰卡海域，海盗船炮击导致了“福远渔225号”沉没，17名船员失踪或死亡，其中中国船员15名。2007年4月，在索马里海域，海盗劫持中国台湾渔船“庆丰168号”，劫持3名中国船员，1人被枪杀。

我国针对索马里海盗问题，采取了亚丁湾护航模式，现在已经常态化。从总体看，情况有所好转，但风险仍然存在。

（五）恐怖主义等暴力袭击

所谓“暴力袭击，是指一个有组织的实体（包括政府、反政府武装、恐怖组织）发起的针对非武装目标（包括平民、企业或除军队和警察之外的政府机构）的暴力行动。这一类型有两个特征：一是使用暴力手段，既包括武器的使用，也包括针对目标的伤害行为（绑架、谋杀、虐待等）；二是针对非军事目标”。如果武装袭击的目标是军队或者警察则属于武装冲突的范围。

暴力袭击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损害和威胁是非常严重的，其中恐怖主义危害最大，恐怖主义几乎成为中国海外利益面对的最大的危险。中东、中亚等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其中，尼日利亚、苏丹、阿富汗、伊拉克、南苏丹、利比亚等国是重灾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事关中国国运，恐怖主义已经是这个重大项目面临的最大现实威胁。

恐怖活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形成最严重的袭扰。“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世界各地共发生1000多次造成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涉及80多个国家，其中约85%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和延伸地区，涉及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和延伸国家。”目前来看，中亚、非洲、东南亚地区的“中东化”危险加剧，恐怖主义风险上升，其中中亚和中东地区狂热的宗教组织较多，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世俗化的极端组织较多。极其狂热的宗教极端组织，其成员从上到下都相信宗教极端思想，这导致他们较少考虑现实中的政治利害关系，往往规模比较小，但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较强。世俗化的极端组织虽然也打着宗教旗号，但上层领导人实际上只是利用极端主义思想来扩大影响，因此这类组织在政策上也较为灵活，庞大而松散，组织发动袭击的能力下降，其成员的狂热程度和战斗力较差。从军事素质上说，极端势力具备一定程度的作战能力，因而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威胁。中亚中东等地的不少极端组织成员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东南亚的武装组织长期与各国政府军作战，特别善于利用当地的地形和气候，也能在袭击之后迅速隐蔽。而非洲许多武装组织虽然人数众多，缺乏训练，机动性强，善于利用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保存自己。

2001年6月，在菲律宾，武装分子劫持中国公司项目人员，4人遭劫持，2人被枪杀。2004年4月，在伊拉克，武装分子劫持中国公民，7名务工人员被劫持。2004年5月3日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6月10日在阿富汗，10月9日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分别发生了以中国人为杀人目标的恐怖袭击事件。2006年2月，在巴基斯坦，中国某设计院工程人员遇袭，3人死亡。2007年1月，在尼日利亚，发生中国工人遇袭事件2起，14名工人被绑架。2007年4月，在埃塞俄比亚，武装分子袭击中国公司项目组营地，中方9人死亡，7人被绑架。2007年7月，在巴基斯坦，中国公民遇袭，3人死亡、1人重伤。2008年10月1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工人在苏丹西部地区遭武装分子绑架，其中5人遇害。2015年11月在马里，某央企3名中方高级管理人员在恐怖袭击中身亡。2018年3月8日凌晨，某中企位于马里中部距首都巴马科700公里处的项目工地现场及营地遭遇25至30名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吊车、发电机等施工设备及物资被毁，中方人员财产被抢、没有发生人员伤亡。2018年8月20日，一群南非中国留学生遭持枪劫匪抢劫，其中１人中弹身亡，年仅１９岁。

可以说，日常的安全风险防范主要是应对恐怖主义和海盗袭击等，重点在于关键时刻有效应对战争、动乱和武装冲突等。

针对安全风险能够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安保公司等民间安保能力建设；在对象国国内，寻求当事国警察保护，特殊事件需要通过加强警务合作来解决，在经过必要国际法程序后，中国警察予以补位；在对象国国内，寻求当事国军队保护，在经过必要国际法程序后，必要时中国军队予以补位、直接采取保护行动。在国际公共区域，中国军队采取直接保护措施。

二、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指的是，对象国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者该国与其它国家的政治关系发生的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具体包括政权更迭、大国干预、重大政策变化等情形。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提出：“政治风险包括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概况、内部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队干预政治、宗教关系紧张程度、法律和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民主问责制、行政机构等。”当然，也涉及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决策面临不同的国内制度运行成本，同一类型政治制度国家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差异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会对政府的具体政策形成有力影响。这些制度体制的巨大差异无疑增加了沿线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东南亚、中亚、中东地区，一些沿线国家的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党斗争激烈，政局变动频繁，甚至内战冲突不断。中国对外投资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有赖于有关合作方的政治稳定性、政策延续性和对华关系状况。

“对象国政局和外交政策是否稳定连续，是进行经济合作最起码的条件，这方面，中东国家的政治风险十分突出。过去相当长时期，中东国家基本都是威权统治和强人政治，政局长期保持‘超稳定结构’。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权相继垮台，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又使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政府掌控能力下降、权力内耗加剧、安全形势恶化等一系列新问题。埃及三年两换总统，教俗和安全矛盾日趋突出；突尼斯转型艰难，2014年新选总统埃塞卜西已88岁高龄，任期恐难完成；利比亚面临‘两个议会、两个政府’，民兵组织拥兵自重，该国已成极端势力活动大本营；叙利亚内战犹酣，巴沙尔前途未卜；也门胡塞武装相继占领首都萨那和重要城市亚丁，最终引发沙特等国武力干预；伊拉克‘一分为三’态势明显。即使那些躲过‘政权更替潮’、政局暂时稳定的国家，国内形势也不乐观。一是政治继承危机日趋凸显。沙特老国王阿卜杜拉2015年1月以90高龄谢世，继任者萨赫曼已79岁，其上任又公然废掉副王储穆克林，任命其侄子、第三代亲王那伊夫担任副王储。历史经验表明，当王位继承从‘兄终弟继’转向直系继承时，往往是最有可能发生动荡的时期。其他国家‘老人当政’问题也十分严重：阿曼苏丹卡布斯希尔73岁，且无子嗣；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已经77岁；苏丹总统巴希尔70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5岁。这些国家新旧更替迫在眉睫，隐含极大政局和政策变动风险。”此外，在非洲等地区，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和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也有某些政治势力还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误解或歪曲“一带一路”战略，借机煽动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蓄意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

（一）领导人变更

“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政治风险研究除了包括制度层面的研究外，还包括非制度层面的政治状态和政治规则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着很多政治不稳定国家，既定的政治制度不一定能约束政治家和政党的行为准则，经济政策、族群问题、宗教问题、公共福利政策都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国际经贸合作与投资也经常被国内政治斗争所绑架，成为政治动员和选举中的工具。如缅甸军政府与昂山素季的政权交接。

以中国在缅甸实施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为例。缅甸是陆地上联结东南亚与南亚、中东的必然通道，也是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其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缅甸自从独立以来长期为军政府领导，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2015年，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执政地位。但是，长期困扰缅甸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严重的政治秩序问题仍然影响着缅甸的对外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分离运动也是缅甸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缅甸北部地区争取民族自治的少数民族与政府之间长期处于武装冲突的状态，大量流亡在外的罗兴亚人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无法享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种由于族群矛盾、政党斗争和政治轮换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是长期困扰缅甸对外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面对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很多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迫搁浅，特别是在政权轮替之后处于瘫痪状态。分裂的地区利益和族群矛盾令新政府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步履蹒跚，政治矛盾和族群冲突正在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新上任的昂山素季同样面临着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由于缅甸政局近年来发生的剧变，此前军政府签署的不少商业协议遭到冲击，令缅甸投资环境与政策的确定性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2011年开始，先后叫停中缅合资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等重大项目。

2018年5月10日，在马来西亚93岁的马哈蒂尔带领“希望联盟”击败了纳吉布领导的“国阵”（以巫统为主），再次当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在民族政策上，压制华人，扶持马来人。纳吉布2004年任副总理，2009年当选总理，曾因“一马公司（1MDB）”案涉及贪腐。由于涉嫌洗钱，“一马公司”还遭到了美国、新加坡、瑞士等六个国家的调查。2016年7月，美国司法部启动历史上最大规模资产没收行动，将非法挪用资金的“一马公司”资产充公。2015年11月24日，中国广核集团以23亿美金现金收购“一马公司”旗下所有能源资产，包括位于马来西亚、埃及和孟加拉等5个国家的13座电站。2015年12月，中铁工程总公司与大马华人富豪林刚河联手，收购了“一马公司”拥有的一块吉隆坡中心地区地产60%的股份。2016年10月，纳吉布访华，时间长达7天，签署了“一带一路”相关协议。中马双方就投资某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耗资140亿美元）、以及马来西亚城等问题达成了一致。2017年1月，碧桂园和大马一家公司投资2621元亿人民币开发“森林城市”项目，遭到马哈蒂尔在博客上的攻击。截至目前，中方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已经超过300亿美元。2018年5月10日，马哈蒂尔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新一任总理。马来西亚领导人的更迭使得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充满变数。2018年7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下令暂停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价值约220亿美元的三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东海岸铁路（East Coast Rail Link，东铁）项目以及两条造价均超过10亿美元的管道。根据《金融时报）5日最新报道，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证实，在前一天宣布暂停三项中资承建的项目后，当天暂停了一条造价为33亿元人民币连接马六甲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天然气与石油管道项目。管理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政府公司马来西亚铁路衔接有限公司（Malaysia Rial Link），以及由马来西亚财政部主管、负责监督两条管道的苏里亚战略能源有限公司（Suria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7月4日分别致函这三个项目的中方承建商，发出暂停合约的指示，理由是成本过高。在马哈蒂尔访华期间，中马双方就上述问题达成谅解后，马哈蒂尔又对“森林城市”项目是否向外国人出售、“马中产业园”建设围墙发难。后来的结果是一些项目停止，另外一些能够推进的项目中方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2020年2月24日，马哈蒂尔辞去总理职务。2020年3月2日，马来西亚第8任总理毛希丁-亚辛正式上任，中马合作又将面临新的变化。

（二）政党轮替及反对党作用

当今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国家实行两党制或者多党制。这就必然会出现执政党的执政行为面临反对党的监督与挑战，而且执政党将面对选举的考验、不一定能够连续执政。这会对中国的对外投资等造成现实困难与挑战。

2004年5月，加拿大诺兰达公司大股东布拉斯堪（Brascan）宣布出售诺兰达公司。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提出了收购诺兰达100%已发行普通股，报价为公司特定时间段内股票价格溢价5-10%，采用现金为主要支付方式，不裁员，向股东配发诺兰达所持有的股票。这一方案使得9月底，诺兰达宣布与五矿进入排他性谈判。但是10月，加拿大左翼反对党新民主党公开反对收购计划。虽然，当时的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表示支持中国五矿的收购计划，但是该项收购最终还是遭遇失败。

在与斯里兰卡的经济合作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也曾经经历过由于对象国政党轮替而导致项目暂停和搁浅的情况。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交通要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战略中的重要结点国家。斯里兰卡港口局于2013年提出“展望2020年——丝路上的卓越物流”的总计划，把原来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将从集装箱中心调整为全球物流中心。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加大了对斯里兰卡的投资。2015年1月，斯里兰卡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原总统拉贾帕克萨意外落选，反对派联合候选人西里塞纳成为新总统。反对党候选人西里塞纳在竞选期间通过对拉贾帕克萨德贪污腐败和民族歧视的批评赢得了选民，在这种选举宣传策略下，中国不幸沦为该国内党派竞争的工具，中国企业参与的众多项目因此而遭受猛烈抨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投资的港口项目被新政府以“缺乏透明度”“重审环境评估”为由而叫停。

2014年11月4日，某央企率领的国际联合体中标了墨西哥城到克雷塔罗的210公里的高铁项目，但是在11月7日，由墨西哥总统宣布撤销投标结果。墨西哥国内反对党以“其他有竞标意向的公司没有充足准备时间为理由”指责政府，墨西哥政府为“避免有关合法性和透明度的任何争议”，撤销招标结果。

（三）政变及政权更迭

“有些东盟国家，如缅甸、泰国等，国内局势不稳社会动乱时有发生。倘若中国的投资项目卷入其中，可能会遭受损失。可以说这方面的教训屡见不鲜，例如：在南苏丹、利比亚和委内瑞拉，中国的投资都遭到了重大损失。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ISIS）的突然崛起也让几年前刚刚进行了重大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面临巨大的风险。

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通常都是走上层路线，这本是比较有效率和正确的选择。但是由于相关国家政局不稳，所以经常出现已经建立了重要合作关系的重要岗位上的人员一旦被换掉，而导致我们很被动的局面。所以就必须高度关注政府换届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对于境外项目的建设影响。一方面，政权更替后能否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受到质疑，在某些地区，很可能由于政府的易权而造成既有政策的实施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政府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脆弱时期才能迎来长期稳定。这两者在马来西亚纳吉布和马哈蒂尔的交接前后均有明显体现。一定要尽量避免形成惯性思维下的路径依赖，不能仅关注和经营上层关系，还要关注正常的法律程序、必要的公共关系维护和注意与当地建立全面联系。

泰国英拉政府的下台，导致中国与英拉政府签订的大米换高铁计划遭遇重大挫折。2016年3月22日，中方在博鳌论坛上指出中泰铁路将在5月份开工建设，然而就在3月25日，经历大国博弈，特别是“泰国政坛地震”之后，泰国单方面宣布合作缩水，决定自筹资金投资中泰铁路项目，不向中方贷款且不修建北段的出境铁路线，使得这条铁路的经济价值大幅度降低。

非洲津巴布韦老总统穆加贝被“兵谏”清君侧，也会导致一些利益格局的变化，使得该国的涉外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直到新任总统姆南加古瓦明确新政府“将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后，当地的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和华商联合总会才对未来有所期待，但是毕竟造成了局面的被动、心理的不安，而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大国干预与大国竞争

中国海外利益分布地区集中着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大国。发生在地区、领域、任何国家的事情都有可能被大国干预或者成为大国竞争的对象。

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和强制性以及国际垄断资本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很多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有较为深厚的历史联系，和成熟的投资等经济合作的基础，总之他们利用军事优势、全球金融优势和国际话语优势，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中赚取超额利润和霸权利益。而中国的介入，它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肯定是会添一些事情的。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有战略意义的海峡区域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构成潜在战略压力；日本、印度等国则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印度洋等地的军事存在，对中国的运输通道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企图对中国进行对冲和围堵，在国际上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干扰。总之，力图实现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圈，这势必会触动美日俄印等国的传统利益，从而引发一定反弹，这些都是大国干预与大国竞争的情况。

当前形势下，中美在一些领域和问题上的竞争因美国原因已经不可避免。中俄之间也需要就一些问题进行磨合。2015年11月，中国和蒙古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蒙将联合发展大型工业项目，其中包括多座水电站，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向蒙古方面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开工建设某水电项目。然而，2016年6月6日，俄罗斯与蒙古会晤期间，叫停中国“一带一路”援蒙水电站投资项目。俄罗斯指责该水电站建设破坏贝加尔湖生态环境，立即冻结该项目，经世界遗产中心做出决议之前，不进行任何项目的实施。

中印之间也已经出现一些竞争现象。印度对于南亚小国的掌控还是比较厉害的。马尔代夫是印度洋的一个小国家。印度一直试图控制马尔代夫来确保自己在整个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的领导权。但是马尔代夫有时候不太听话，马尔代夫是唯一在南盟成员国中不愿意抵制南盟首脑会晤在巴基斯坦召开的国家。2018年2月1日，马尔代夫最高法院下令将几名被羁押的政治家无罪释放。对于这项决定，马尔代夫现任总统亚明表示反对，政府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的命令。首都马累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2月5日，现任总统亚明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马尔代夫武装部队官兵，强行进入最高法院大楼，逮捕了两名最高法院法官，还软禁了前总统加尧姆。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海域进行16国军演，但是马尔代夫2018年缺席了。2月27日，印度海军司令萨尼尔-兰巴向外界证实了马尔代夫拒绝参加“米兰”军演的消息。

大国竞争给中国海外利益特别是海外并购行为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等投资，频繁遭遇掺杂政治因素的“审查壁垒”。华为、中海油、鞍钢、中远集团等多家国内知名大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都遭遇到了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审查和拒绝。中信股份收购澳大利亚铁矿，最早投资4.15亿美元，后来追加到17亿、38亿，但法院最后判决，说中信还要付给原卖家2亿美元，两外加30年内每年2亿美元的许可费，所以中信的兼并收购几乎成为无底洞。

（五）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地缘政治利益是指对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地理位置、战略资源来源地和交通要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分布，从国家类型来看，主要集中于西方主要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的资源大国。这些中国海外利益的分布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十分复杂，历来是大国博弈必争之地。如东盟地区原来具有明显的一元化特点，经济贸易和政治安全都高度依赖美国。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东盟经济上对美国的经济贸易依赖逐步被中国所取代，从而形成当前东盟地区格局中的二元困境，即政治安全依赖美国，而经济贸易依赖中国。这种二元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区段造成困难。需要关注的重点地缘还包括冷战的重点地区、领土争端的重点地区、历史矛盾的集中地区等。地缘政治格局的状态和变化对于地区、国家的发展与对外合作影响十分巨大。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就不仅是乌克兰的国内政治危机，也是冷战后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的一次严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无视乌克兰作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族群认同矛盾以及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两难选择，不负责任的政治干预直接导致了国内政治危机的失控，将国家政策矛盾升级为族群冲突，迫使乌克兰社会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出选择，制造了国家动荡和领土分裂。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的冒险反击政策也导致该国自身国家发展环境急剧恶化。在西方集团的制裁下，俄罗斯在外交方面被严重孤立，经济发展环境急转直下。由乌克兰危机导致北约与俄罗斯在安全上重启冷战对峙局面，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制裁与反制裁也严重削弱了欧盟与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势头，资本外逃和融资困难与全球金融危机相互叠加，让俄罗斯经济失去了复苏的动力。中国在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近年来，中非合作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对非投资不断加大。但中方也应清醒认识到中国在非洲推进相关项目，时时触碰大国大公司势力范围，处处将面临大国同行的竞争。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和发达国家政府已经向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项目援助。上述项目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执行不同的标准。未来中国涉非项目需要探索与之有效对接的途径。未来中国涉非项目同样需要透过公开市场进行招标，但在特定大型项目招标领域，来自发达国家的咨询公司、监理公司掌握着相关行业的招标项目的筛选权与顾问权，拥有相关工程的招标代理资格，掌握相关项目的技术方案与商务报价的核心秘密，在与中国竞争中有着先发优势。

针对政治风险，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加强各类情报信息搜集，及时做好风险预警工作，并加强国际关系经营能力，确保事后采取的措施坚强有力。相关事项主要由外交部门出面协调，有关部门给予必要支持。

三、社会风险

社会已经作为重要领域存在于世界舞台。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重要的治理内容。中国十九大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包括社会建设。与社会等领域的崛起相对应，政治军事外交之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对中国海外投资、境外企业运作、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形成了系列隐患，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一）第三部门崛起

第三部门是当今社会新兴力量。第三部门是指区别于政府（第一部门）与市场（第二部们）的组织，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自治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公益性）等特点。中国国内称为社会组织。在联合国等领域，也称为非政府组织。

“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国家中大多数都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第三部门也处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时期。第三部门在这些国家中处于发挥作用的上升期。作为第三部门的NGO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NGO关注环境、关注劳工权益、关注宗教信仰自由、关注扶贫，而这些内容通常都与经济发展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很多境外项目的运作过程中，都面临着不断上升的第三部门价值追求带来的现实压力。

中国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有可能会面临以西方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议的风险。“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的海外建设项目已经遭遇了抗议攻势。这类抗议的群众基础，一般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在当地招募积极分子，发动群众运动。非政府组织的宣传策略十分高明，以学生、青年等为目标群体，以道义、人权为切入口，对其宣传西方理念，利用当地群众思想的不成熟之处，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要建设很多资源企业，另一方面要发展交通运输业和轻重工业，就很可能被非政府组织指责为掠夺所在国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它们便可以以此为由，发动群众，进行抵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非政府组织难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其善于将矛盾引向政府。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的善举很有可能被西方各类非政府组织曲解为“中国威胁论”下的地区主导权建构。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一方面将其对中国的阻挠，伪装成当地群众与中国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将问题上升到所谓“生态”、“人权”的高度，向当地灌输西方“普世价值”思想，将问题政治化、国际化，从而达到影响中国发展的目的。

就中国境外项目本身来说，抗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抗议将导致项目停工。“一带一路”以设施联通为先导，非政府组织可能煽动群众到交通干道上静坐，使其不能通车。早在苏联解体以前，要求脱离苏联的立陶宛等国民族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其次，这一类的活动还可能被极端势力利用。极端势力可能抓住机会积极参与抗议，并以抗议者作为掩护，使抗议暴乱化。如果极端势力对密集的抗议人群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伤亡，影响将更恶劣。

（二）环境标准大变化

“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中有一部分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资源消费水平较高、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这些内容成为这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也成为中国国家投资的障碍。特别是因为更换领导人或者政党轮替等原因，经常出现前后执行不同环境标准的情况，对中国海外利益造成了重大风险。有的国家甚至已经到了“绿色壁垒”的程度，绿色壁垒是指一国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以及本国产品、市场而设置的各种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措施、法规标准等。

实践中很难做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能够保持生态环境良好，特别是“一带一路”许多沿线国家生态环境脆弱，缺乏治理的经验和技术，一旦发生环境破坏，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例如，草原荒漠化一旦发生就会自行扩展，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力；公路铁路建设需深入人迹罕至的地区，这一方面可能阻碍野生动物迁徙，另一方面公路上司机和乘客丢弃的垃圾，日积月累，也会造成污染。这就需要沿线国家加强协调，制定“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环境标准，并严格执行。除此之外，“一带一路”建设的其他工农业建设项目也有环境风险。粗放型的开矿可能会破坏土地，造成粉尘、废水、废渣污染；其他的工业项目也存在风险，如电解铝污染空气，纺织印刷污染河流等；农业生产中，过度放牧，盲目开垦森林，盲目建造大型农业项目等，都可能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应该认识到，环境问题和政治、社会问题总是相伴而生，自然风险可能导致政治风险，经常牵扯到征地和移民、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给当地带来的环境和社会矛盾，以及环境和社会责任承担与管控等问题。“环境保护意识有待增强。非洲大陆城市化和现代化不断推进，非洲各国人口急剧膨胀，对非洲大陆环境资源不断形成新的压力。从气候方面看，非洲国家大多位于热带草原和热带沙漠，由于缺乏有效的灌溉和蓄水体系，大量雨水或是地表尚未来得及被作物吸收便已流失掉，或是因来不及排泄而引发水土流失。非洲许多国家流行的传统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和薪炭林砍伐为主的生活方式，已导致大陆范围的森林退化，加快了沙漠化趋势，加剧了大陆气候环境恶化趋势。”中亚、东南亚一些流经多国的河流遭遇污染，可能造成跨国问题。中亚一些地区过度用水、捕捞，加重了中亚地区已经十分严重的水资源问题。以上行为，不仅破坏环境，而且损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的团结。

“环保社团或势力可能会质疑‘一带一路’的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问题，生态社团或势力可能会导致‘一带一路’的生态失衡、资源消耗等问题，民生社团或势力可能会质疑‘一带一路’的劳动保护、生产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常态问题，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延伸国家、辐射国家的社会团体和民间势力所关注的实际问题，若是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和可信的解读，势必会引起社会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信服、不认同，而社会民众的异议势将影响到‘一带一路’发展进程，这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比如缅甸发生的中国重大海外利益受损几乎都是用环保由头。2011年9月，缅甸政府以环保为由突然叫停中缅合资密松水电站；2012年1月，缅甸政府再次以环保为由，叫停了泰国意泰公司计划在土瓦修建的一座大型火电站；2012年11月，缅甸发生针对中国公司在实皆省蒙育瓦投资的莱比塘铜矿的大规模抗议，抗议者以环境污染、补偿不公为由要求关闭该矿。”

另外，“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可能引发环境和社会问题。开发自然资源极有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例如在秘鲁，某有色金属公司在特罗莫克特大铜矿投资的项目曾造成了环境污染并引发了紧急公共环境事件。2014年8月，墨西哥联邦环境监管保护局对坎昆龙城项目开出罚单，该项目是中墨企业共同投资兴建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目前，该项目因触犯环保法规及长期欠缴罚款而遭全面停工。”可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不能回避的重要领域。

（三）劳工标准大变化

劳工权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而工资待遇、劳动标准等也都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渐进的过程。但是很多项目都是按照项目审批时的劳工标准来计算和设计的。而后来的标准发生了变化，通常都是标准大幅提高，从而经常使得项目成本发生巨大提升，把项目盈利全部挤压掉、甚至导致巨额亏损。

中国相关机构对于劳工问题重视不够。“当前，在跨国并购中，国际劳工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国资委也连续加强了有关规定，但鉴于国内长期形成的企业体制和工会现状，走上层路线仍然是国内企业的传统和常用做法，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就将国内经验照搬到国外。为此，走出去的国企既缺乏赢得工会信任的意识，也缺乏与工会等对话的成功经验。”

“某钢企于2010年收购了秘鲁Hierro铁矿，但鉴于忽视与本地工人的沟通，不遵循当地的劳动法规和安全生产要求，解雇罢工工人等一系列不符合当地劳动法、工会法的做法损害了钢企在当地的声誉，并导致当地工人罢工不断，钢企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另一家钢企在澳大利亚铁矿投资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环保管制和劳工保障大幅投入。缅甸莱比塘铜矿被叫停，也涉及劳工问题。具体表现为：征地补偿不足，没有满足当地群众就业问题等。

（四）风俗习惯影响

中国海外利益分布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更是多语言、多民族交融的区域，文化和信仰导致的冲突是长期影响这些国家发展以及对外合作的重要内容。这些地区世界多元文化交汇、多种文明碰撞。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理念问题也很可能会发酵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重要风险。这在对华关系比较敏感、或者宗教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和地区是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

比如，很多到津巴布韦参与工程建设和矿藏开发的中国工人购买蛇、牛蛙、狗、乌龟等野生动物食用，但是这些行为在当地是违法行为。2012年，4名中国工人因为吃了40只乌龟被捕判刑，并被驱逐出境，应该引以为鉴。

（五）宗教信仰发酵

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群对其所信仰的神圣对象（包括特定的教理教义等）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依归。这种思想信念和全身心的依归表现和贯穿在特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中，并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

中国海外利益分布地区聚集了世界主要文明、以及三大宗教，所面临的宗教问题十分复杂。大部分相关国家民族众多，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的教派分支、有的分歧还十分严重，各种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增加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及这些国家之间合作的难度。“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郑筱筠研究员2016年11月19日在复旦大学参加“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周边外交”学术研讨会期间表示，“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宗教风险及其引发的‘蝴蝶效应’。”

比如2009年2月，某央企在沙特利雅得签署了一份17.7亿美元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的承包协议。麦加轻轨项目起于加马拉站，至终点阿拉法特站。可是项目进行过程中，某央企不得不在明知巨额亏损的情况下完成该项目。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项目签约时只有概念设计，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工程数量大幅度增加，但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工问题和业主不合理的变更设计。不同于以往的从中国国内招聘工人，中国工人吃苦耐劳、成本相对较低。而该项目事关圣城麦加，三分之二的地段属于非穆斯林禁入区，某央企不得以在沙特招聘穆斯林工人来进行这些项目，要使用当地的工程机械价格则相当高昂。而且沙特方面还进行了多项调整。

针对各类社会风险的主要应对措施包括，注意加强对象国民生等社会基本情况调研，关注社会建设进步动态，加强相关情报信息搜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驻外使馆与社会职能有关的部门应该承担起社会领域日常事务，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及时采取相关行动。

四、经济风险

经济领域风险是中国海外利益需要面对风险的重要内容。经济领域的风险是指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波动等重大经济波动可能导致的企业利润损失、进而可能难以偿还债务，风险可能由个别企业扩大到行业、甚至对象国和周边地区，从而可能对包括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在内的中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一是从外部来看，影响一国国别风险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世界经济与贸易走势、地缘经济与地区一体化等，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体系当中，经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就要大一些。二是从内部来看，影响一国国别风险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金融体制、经济金融政策、各种经济指标比率结构的稳定性、经济金融资源的可持续性、产业前景和国际竞争力等。三是从企业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投资和运行中经常遭遇非商业、非市场风险。由于人才缺乏、调研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中国有些单位对外投资损失严重。如中国平安并购富通集团、TCL并购汤姆逊、国家开发银行对英国巴克莱银行30亿美元的注资、中投公司对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的投资、以及工行对南非标准银行的投资亏损都不小。目前来看，影响中国海外利益的经济风险主要包括：

（一）外贸与利用外资政策大变化

目前全球经济在复苏中曲折前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态势分化。国际贸易的萎缩，对外直接投资的减少，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能源短缺货币疲软等因素，将会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中国海外利益的进一步拓展。比如美国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导致中国在该国家的经济利益发生格局性变化。

欧盟和美国的外资审查制度对中国投资已经产生重要影响。2017年9月13日，欧盟建立了对进入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审查框架。美国方面，特朗普再出重招——中资超过25%或不能在美国收购科技公司，拟加强技术出口管制。2017年以来中国对美投资已出现断崖式下跌。

还有一部分法律形式体现出来的经济风险。投资企业普遍对对象国的法律环境生疏，从而不一定能够完全按照该国法律进行操作，而相对熟悉的本国法律又不能指导境外实践。同时，对象国的法律又因为领导人的变化、政府和政权的变化，经常发生较大的变化。比如2008年以来，虽然中俄战略关系进一步紧密，但是俄罗斯屡次查抄莫斯科华商市场，造成中国华商和国内企业损失数十亿人民币，数十万工人面临下岗。

（二）汇率、利率等金融政策大变化

利率风险是指一定时期内由于利率的变化而导致的国际投资的资产价值发生变化。而在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肯定会收付多种货币，以外币计量其资产和负债，汇率的变化必然影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大型工程建设期间，相关国家的经济形势一旦发生重大变化，如金融市场或房地产市场行情倘若出现暴跌，则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上述情况综合起来，必然给大型项目建设带来下列风险：融资风险、投资风险、商业利率波动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债务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外汇管制风险和税务风险，等等。

当前货币政策和资金走向分化的背后是经济金融结构的差异，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都将进入一个深层次调整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全球经济前景造成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已无法支持其经济像危机之前那样迅速发展，面临着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风险。欧债危机爆发后，面对巨大的债务压力，希腊政府被迫接受‘三驾马车’（指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改革药方，陷入财政紧缩加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当中至今难以自拔，加剧了社会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情绪，一度引起大众对希腊退出欧盟的猜想。欧债危机至今阴霾未除，希腊债务风波表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于强调财政紧缩政策而非最佳的选择，其需要的不是短暂的救助，而是从根本上调整其经济结构。希腊所在的欧元区经济虽然在欧央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措施的刺激下有所改善，但经济复苏前景依然堪忧。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在短期内如何平衡以财政支出总需求和长期保证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实体经济部门弱势发展的循环，资本流入的逆转等问题，未来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或长期缓慢增长。未来全球各经济体需要及时调整其经济结构，发掘并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全球已经到了需要经历一次集体性的结构调整的时期。

如非洲国家“缺乏相应的金融机制支撑。非洲国家货币大多不能自由兑换。非洲本土银行大约有600家。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和金融扶持，由于缺乏相应的信息支撑，大部分区域一体化机制内部企业难以依据与内外市场行情变化确立和调整生产与经营战略，拓展经济规模，完善生产与经营结构。未来，中国在非洲推进‘一带一路’涉非项目之际，很很可能遇到同样情况。”

在海外工程承包、国际贸易业务当中，若合同中规定以所在国货币结算，则必须考察该国经济形势稳定与否，考虑到汇率变化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立足以上考虑提出合理的报价。否则，一旦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或者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中方企业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泰国政府放弃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转为浮动汇率，导致泰铢大幅度贬值。许多以泰国本地货币结算的中方企业损失惨重。

如委内瑞拉在石油遭遇价格暴跌后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津巴布韦甚至废除本国货币，长期使用各种外币。2018年以来，由于受美国打压等原因，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菲律宾等国的货币再次出现大幅度贬值。

（三）能源政策大变化

能源领域是中国海外利益布局的重点内容，需要重点关注。能源是向自然界提供能量转化的物质（矿物质能源、核物理能源、大气环流能源、地理性能源）。能源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类的发展离不开优质能源的出现和先进能源技术的使用。因此一国的能源政策对于在这个国家的企业运行十分重要。

比如石油价格的巨大变化对于整个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国的石油价格对于该国内的企业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初级产品价格严重下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一度从顶峰时期每桶120美元降至50美元以下，导致委内瑞拉、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等国家陷入经济增长失速状态，对俄罗斯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国际传递因素很可能影响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政治意愿和经济决断能力。

（四）市场政策大变化

市场风险是任何一种直接投资都会随时面临的风险。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面对的国家发展水平不同，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不稳定，可能存在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所以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大。如“市场后来者”风险。如丝绸之路的涉非项目建设很多情况下都要需要穿越开发难度较大、经济收益较低、风险较高、环境比较差的国家，因此很容易成为恶意势力攻击的焦点。与此同时，我国企业接触市场经济时间有限，尚待积累从事国际生产或项目建设的经验，尚待适应和运用国际游戏规则，尚待积累与国际竞争对手打交道的“门道”，更待提高环保规范的意识。

2017年，美欧日等国不顾中国参加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先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2014年，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97起，其中最多的是反倾销调查，共61起，此外还包括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等。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化解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产业走出去问题，也有利于沿线国家产业提升、经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应充分考虑我国的产业走出去的顺序，同时必须考虑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市场容量、产业升级趋势及未来市场变化。因此要注意到，片面投资可能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畸形的风险。经济发展离不开平衡的经济结构，这就要求农工商并举，特别是让当地的优势产业、传统产业焕发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各自的传统优势产业。如中亚曾经有相当发达的工业，这一地区不仅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而且农业和其他产业也有广阔空间。在中亚、中东、非洲、东南亚的广阔地区，战乱和动荡使得农业凋敝，人民困苦，国家动乱，造成恶性循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如果仅仅是开采当地资源，加工后返销中国或者在当地出售，经济总量虽然增长，当地大部分群众却没有获益，只有制造业工人收入增加。如果不能正确增加效益，而是仍然依靠低工资，当地群众就不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从而导致所在国的经济缺乏自身活力，制造业发展也只能依靠中国不断投资。这种局面也不利于中国海外项目、海外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五）大型或敏感企业和项目关停并转引发社会问题

中国境外大型或者敏感企业及相关项目在当地解决了很大的就业问题、承担着重要的环境保护责任。这些相关项目一旦关停并转可能会引发就业、税收、环境等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大量人口失业、当地政府税收骤减、当地环境可能面临重大污染等情况。

尼日尔铀矿储量丰富，铀矿储量位列世界第五，占世界总量的7%。上个世纪的1957年，法国地质勘探局下大力气勘测后发现了尼日尔的铀矿。法国占据着主要矿井的多数股份。尼日尔阿泽里克铀矿工程是中国在海外投资开发的第一座铀矿。2006年10月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经过了中方组织专家评审和尼日尔能源部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评审，现在已经取得尼日尔政府颁发的采矿权。阿泽里克由名叫Somina的合资企业运营，中方某央企持股37%、尼日尔政府持有股份33%、另一家中国公司持股25%、一名韩国投资者持有5%。从2015年至今，该矿井一直没有产出铀，矿井已经停业，但中方大股东现在每年不得不花几千万去维护。尼日尔也曾多次发生恐怖袭击。铀矿的特殊性使得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必须做好相关事务。

比如山东在塞拉利昂的铁矿。2011年8月，山东钢铁以15亿美元取得了塞拉利昂铁矿25%的股权。2015年，山东钢铁集团全资控股塞拉利昂铁矿项目，成立了塞拉利昂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塞拉利昂共和国东北部的苏拉山区，资源总量137亿吨，拥有包括矿山和港口在内的完整的生产运行体系，全流程涉及采矿、加工、铁路运输、码头管理及转运各个环节，具备年产2000万吨矿石的综合生产能力。2015年5月6日，山东钢铁集团唐克里里项目复产。2015年9月20日，数百名当地员工罢工。近年来，铁矿石的价格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如果项目停工，不仅损失巨大，还会导致大量失业，也会对中塞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还可能出现税率大幅调整、甚至征收和国有化等极端情况。对外投资的经济风险还涉及税收、投融资和经济结构等领域。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不是简单的对外援助和撒钱，一定要风险分担，让经济风险当地化。不能什么都让国有企业来承担，要有更多的商业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一带一路”要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运作。

当然，中国自身也要努力克服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如“两头在外”的生产结构，流动性过剩的金融结构，差距过大的收入结构等。要注意到在世界产业链条中，原料供应、产品设计等上游产业以及产品销售市场、销售终端盒商品定价权等下游产业都不在中国手中。而中国又偏偏是非常庞大比例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同时还伴随着内需不足。

针对各类经济风险，主要措施包括：加强相关领域的调查研究，加强制度建设和应急资源储备，加强情报信息搜集研判，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各种相关措施主要由经济商务部门启动，外交部门予以配合。

五、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主要针对社会风险，即对象国产生社会冲突并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主要包括财富分配的均衡性、人权、失业、教育程度、贫困、民族结构、宗教信仰及社会和谐等因素出现重大变化，短时间内引发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中国对外投资的部分国家社会环境复杂，社会力量多元，价值观差异较大，法律环境与我国差异较大，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经常出现抵押、质押物相关法律不健全等情况。本部分主要研究的是动用暴力之外的由自然与社会矛盾引发的突发事件。

（一）地震、海啸、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明显，“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十分复杂，而且不少国家发展滞后、基础建设等配套设施欠缺。如地震、海啸、台风等极端自然事件一旦发生，必然会导致重大损失。

2010年海地的地震对中国在海地的人员和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2018年5月，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联合融资基金（China Co-financing Fund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提供部分融资造价40亿美元的哥伦比亚伊图安戈大坝，对之前的环评不够重视，今年暴雨引发山体滑坡，导致2.6万人被迫撤离，同时溃坝的风险也不能排除。2018年7月5日，泰国普吉岛两艘观光船因为暴风雨而翻沉，导致了超过45人的重大伤亡。7月9日，泰国观光与体育部紧急召开会议，批准普吉船难赔偿预算共计6390万株（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遇难者每人赔偿100万株（约合人民币20万元）。

“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是与大自然作斗争。“一带一路”建设，横亘广袤的欧亚大陆，自然条件多样，多样性的地貌特征也带来了多样性的自然风险，并且大多数灾害同气候条件等密切相关，如泥石流、滑坡等，具有不可预测性与突发性。一旦自然灾害发生，一方面会影响“一带一路”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和建设者的安全，另一方面影响竣工后的运行和维护。如果“一带一路”项目运营不善，还可能破坏环境。这些问题不仅会造成财富流失，而且还将损害“一带一路”战略的声誉。自然风险同地理因素密切相关，多为不可抗因素所引起的安全风险，对于此类风险，应该加强监测，强化预警机制。

（二）重大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海外利益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如SARS、埃博拉等。2020年春节前后的这场新冠病毒疫情对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截至3月5日，已经有至少24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货物贸易采取管制措施。一些国家限制从中国进口活体动物、动物制品，限制对中国出口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当前，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和美国等疫情也都较严重，我境外投资项目的运行、以及货物、能源的运输都受到很大影响。

既往记录显示，非洲等地区属于重大疫情多发区和重灾区，中国驻地人员面对现实威胁，这对海外利益来说也是经常要处理的相关问题。

（三）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活动

大规模罢工及游行示威活动对于中国企业及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2005年3月24日，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支持者在首都比什凯克游行示威，要求总统阿卡耶夫辞职，后游行演变为骚乱，导致国英商贸城和麦蒂娜大巴扎的10多名华商受伤，200多家商户被抢，经济损失巨大。

比如越南在南海争端激烈时的排华行动。2014年5月，中越南海（981）钻井平台争端引发越南排华事件，数千越南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中资企业，多家中国企业在越南遭遇风险，仅中治集团就有130人伤亡，其中重伤23人，死亡4人。

2018年5月7日，中资企业承建的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遭遇300多名工人罢工，抗议工会领导阶层滥用职权，虐待工人以及行贿行为。同时，也要中国公司解雇公会领导人。

（四）互联网安全问题

近年来，在互联网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存在我驻外官方机构、境外企业等遭受网路攻击等突发事件的情况。“国家重大网络突发事件表现为多种形式：有组织的网络袭击、肆意的漏洞利用（如病毒或蠕虫程序）、对网络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或对关键基础设施或主要资产造成大范围损坏的其他突发事件。大规模网络突发事件，毁坏因特网，使关键的基础信息系统超负荷运行，破坏政府和私营机构的资源。这一量级破坏的综合结果，可能威胁生命、财产、经济和国家安全。快速识别、信息交换、调查、协调一致的应急反应和补救经常可减轻这一恶意的虚拟空间破坏造成的损害。”

（五）重大舆情与信息安全问题

重大舆情和信息安全问题对于海外利益造成的风险和威胁越来越大。2009年5月8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某中企海外分公司一名当地工人受伤后，被公司送往医院。但有人散布谣言称这名工人已经死去。这导致10多名当地工人及村民情绪失控，到中企公司工地进行打砸抢，事件导致30多人受伤，财物损失严重。后续舆情掌控和引导失控，5月13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数百名暴徒袭击华人和华人商业区。5月14日，事件蔓延到巴国第二大城市莱城，数千人涌入华人商业区，众多商店被洗劫一空。

此外，近年来，大型海难事故与渔业纠纷明显增多，对我海外利益构成了现实威胁，需要给予充分重视。

总之，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不同的风险需要不同的对策，海外投资利益保护要对各种可能面临的风险有预防、评估与应对之策。比如暴力风险需要动用对象国的国家暴力机关来予以支持，在对象国能力不足、而国际法予法有据的情况下，可以动用中国的暴力机关来予以补位。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如果调查研究充分、情报信息及时、风险评估到位，是可以进行有效预防、打有准备之仗的。而突发事件则介于二者之中，尽量借助对象国的公立救济能力解决，在对象国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可通过外交途径协调，由中国的国家公立救济手段予以补位。

(篇幅所限,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