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七年的回顾与思考

发布日期:2021-01-22 10:40:5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王志民 陈宗华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沿线国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更多地聚焦节点国家和重要项目,已经将落脚点放在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全球治理做出新贡献,正在搭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1期 作者:王志民 陈宗华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大抉择,旨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实践平台。七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完成顶层设计的“大写意”,正在绘制聚焦重点和项目建设的“工笔画”,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方面成就卓著,并形成了一系列合作理念和机制规范,推动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涵盖经济贸易、政治外交、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保驾护航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以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平台建设,已经展现出美好前景。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研究”(18KDAL040)和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志民,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宗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9)

“一带一路”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征程,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七年来,不仅在诸多建设项目上取得丰硕的早期收获,初步完成总体布局和机制规范等方面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大写意”,目前聚焦于设施联通、产业融合等方面绘制精谨细腻、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沿线国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更多地聚焦节点国家和重要项目,已经将落脚点放在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全球治理做出新贡献,正在搭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一、推动经济空间格局优化,实现国内平衡充分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1]“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以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互济的两翼为支撑,优化中国经济空间发展格局,打造“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架构的多条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经济走廊。自2013年9月和10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当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将“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起确定为优化我国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的三大战略举措。2016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立足泛珠三角区域连接南亚、东南亚和沟通太平洋、印度洋的区位优势,”“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2]2018年10月,国务院印发《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3]这一系列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举措,把我国对外开放推进到新时代的新阶段。

“一带一路”倡议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以优化和拓展中国经济空间格局为坐标,构建广泛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新平台。“在没有任何重大体系力量的时候,政策制定者能够成为变迁的施动者”。[4]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贯通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到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5]

七年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设施联通的总体布局已经基本形成并在不断延伸和拓展。中国-中亚-西亚、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中巴等“六大经济走廊”的顶层设计。之后,我国又与相关国家在政府层面达成构建中尼印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等共识,如今已初步构建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双栖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公路、铁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等“六路”的形式又以沿线主要国家和重要港口为依托,逐渐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在联动发展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如今,印尼的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缅铁路即将建成,中东欧的匈塞铁路、非洲的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及其延长线内马铁路均已开通运行。这些从内陆到沿海的国际大通道将沿线国家的节点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重要港口及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连接起来,已经形成经济合作上联动发展的聚集效应。

蓝色经济通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长远谋划与总体布局。201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确定我国与世界全方位联通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一是我国沿海-大洋洲-南太平洋的蓝色经济通道,实现与大洋洲及南太平洋岛国的海上联通;二是我国沿海-印度洋-非洲-地中海的蓝色经济通道,实现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及非洲和西欧地区的联通;三是我国沿海-白令海峡-北欧-西欧的蓝色经济通道,贯通北冰洋东北航道即冰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由此贯通并环绕亚欧大陆,连接从太平洋西岸的东亚经济圈至大西洋沿岸的西欧经济圈,联通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四大洋,延伸并辐射至大洋洲、非洲及北美洲等地区,并影响到全世界。[6]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的“南向通道”以重庆为中心,向北联通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北省区并延伸至中亚,再到西亚;向南联通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省区,从北部湾等港口出海,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及东南亚、太平洋岛国及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发挥陆海联运的优势。“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在时间上大大缩短,又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截至2020年7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服务货品超300类,辐射92个国家和地区229个港口。值得一提的是,通道还开行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定制化专列。” [7]

“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推动东部和西部的平衡和充分发展,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路。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对外开放战略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服从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8]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发挥我国西北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我国西南地区的独特优势,“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9]2020年5月,国家出台“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的重大举措。我国西部地区正在“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拓展区际互动合作”。[10]

近年来,西部各省区一直居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前列,呈现出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西部各省区均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贵州省将推进大数据集群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贵州省提出科技引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51.5%。成都市成立全国首个新经济发展委员会、新经济发展研究院,设立100亿元新经济发展基金,打造“成都新经济2.0”版。2019年,西藏与尼泊尔贸易额为3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6.7%。中国辽阔广袤且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互济的双栖开放为基本依托,在“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五通”建设为切入点,打造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重要举措,是推动“中国之治”和全球治理互动的伟大实践,凝聚着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殷切期望。“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写进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决议,并得到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和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的一致同意。七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五通”各领域的建设成就斐然,超乎预期。

政策沟通为“五通”之首,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中哈就开始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对接。中哈相继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14年12月)、《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政府间框架协议》(2015年8月)、《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2016年9月)等多项政府间合作协议。到2020年6月,由中哈两国副总理主持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委员会已举行九次会议,并建立中哈两国科技合作长效机制。截至2020年8月,中国已经与138个国家(包括G7成员国的意大利)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亚欧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等广大地区。2019年4月,希腊加入中国-中东欧合作16+1机制,该机制扩大为17+1机制。与此同时,30个伙伴关系成员国和5个观察员国参与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立,决定两年举办一次能源部长会议,搭建起沿线国家双边和多边项目合作与技术交流平台。中国还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沿线国家建立能源合作委员会、投资合作委员会等多个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及人文合作机制。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习近平主席与数十国领导人通话或见面沟通,并在二十国集团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提出防控新冠疫情的多项主张和系列合作倡议,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设施联通是沿线国家联动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带一路”的优先建设领域。道路通,百业兴。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丝绸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11]七年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总体构架正在破解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的瓶颈。渝新欧、蓉欧、义新欧、合新欧、郑欧、汉新欧、贵西欧等中欧班列已开往欧洲20个国家,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绸之路。2020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共计开行5122列,运输货物46.1万个标准箱。“一带一路”建设为哈萨克斯坦在中国连云港找到出海口,中老铁路建设将联通中泰铁路,推动老挝实现印度洋出海,老挝实现“陆锁国”到“陆联国”的历史性转变。中远海运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管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后,该港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第93位上升至第32位。中巴经济走廊最南端的瓜达尔港已经于2016年11月13日正式开港,瓜达尔港将被打造成巴基斯坦的“深圳”。如今,“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港口、电力、信息通信建设有序推进,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依据“一带一路”所建立的全球物流和贸易网络规划,其运输项目占“一带一路”所有项目的47%,约1.88万亿美元;电力和水力行业在建项目占全球所有项目的23%,金额达9260亿美元。

贸易畅通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主要动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专门举行高级别会议“推进贸易畅通”平行主题会议,就“畅通、高效、共赢、发展,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达成共识,并发布《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强调“愿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发展新业态、促进服务贸易合作,推动和扩大贸易往来。”[12] 如今,“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之间已经建立起贸易畅通工作组,推动市场开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不断攀升,贸易增长水平不仅大大高于世界贸易增长水平。2013-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累计超过7.81万亿元美元,年均增长达6.1%。2019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9.27万亿元人民币,高出我国整体外贸增速7.4个百分点。2020年1月至7月,我国企业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外包执行额达到556.7亿元,同比增长9.7%。2020年上半年,“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地区的东盟上升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我国已经与19个沿线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形成电子商务多份合作文件,实现了贸易方式的创新。

资金融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出资设立了“丝路基金”,由我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响应。截至2020年8月,亚投行已经发展到103个成员国,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多边开发平台,已在24个成员国投资87个项目,金额近200亿美元,覆盖能源、交通、电信、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2020年4月,亚投行还设立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 100亿美元以支持成员国抗疫。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2016年到203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平均每年有1.7万亿美元的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施联通课题组数据显示,2016-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约为10.6万亿美元。我国正在通过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阿投资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融资机制对“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9年9月,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沿线国家对我国的投资也达到480亿美元。2020年1-6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4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571亿元人民币。最新数据显示,已经规划或正在建设的“一带一路”项目3164个,总金额达4万亿美元。[13]2019年,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币外汇交易规模达2042亿元,同比增长43%。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民心相通是最深入和最持续的互联互通,是“五通”的基础和根基。“一带一路”沿线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文化传统存在极大差异,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十分悬殊。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央各部委均出台“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的相关文件。2020年9月15日,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海外受访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6.3分,其中四成以上的人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是“有广阔前景的全球性公共产品”;68%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强,在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的认可度超过八成。[14]近年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在沿线国家发起“爱心行”、“光明行”、“甘泉行”、“太阳村”、“幸福泉”、“爱心包裹”、“幸福家园”、“绿色使者计划”等系列重要活动。这些民心相通的活动极大地提升了沿线国家不同群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度和获得感,拓展了与沿线国家民间团体及项目建设社区的良好沟通渠道,同时增强了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共同构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三、顺应国际产业融合新契机,创新投资合作新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客观趋势,推动我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的历史性转变,从而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2014年对外投资超过引进外资并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我国制造业产值近十年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与此同时,钢铁、水泥等大宗产品却出现了产能过剩,潜在产能过剩问题更为严重。但我国的产能过剩并不完全是绝对过剩,很多过剩的产能甚至还属于相对优势的产能。仅以水泥行业为例,实际上95%的水泥企业已经实现了技术的更新升级,所生产的98%的水泥均采用的新型干法生产线,此项技术和环保指标均已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马来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引进我国水泥、钢铁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1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还基本处于前工业化时期或工业化初期,但各有比较优势,与中国合作的潜力非常大。如果将中国富裕的优质而性价比高的产能与一些沿线国家实施因地制宜的整合,就能很快转化为高效率的生产能力,既适合东道国国内市场需求,同时在世界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与重点国家产能合作机制基本建立,一批重点产能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16] 同时提出“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企业不断提升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国内技术和产能优势,在市场需求大、资源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为重点,开展化工下游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实际上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产业合作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七年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早期收获颇丰,正在发挥示范效应。中哈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最早,而且堪称“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产能合作的典范。中哈产能合作不仅提高了哈国内就业水平,所生产的产品还填补哈国内市场空白,并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同时能够就地消化哈石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不仅降低生产成本,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还增加其能源资源的附加值。[17] 阿克套沥青厂是中哈产能合作的典型案例,该项目不仅直接吸纳了数百人就业,在项目建设期间的各种配套措施共带动当地2000多人就业,其产品还大量销往周边国家。该厂还获得哈权威人士的极高的环保评价:“沥青厂的技术和设备均从中国进口,产品质量超过国际标准”,而“哈萨克斯坦的环保标准比欧盟还严格。”[18]

国际产能合作的成功实践为沿线国家互利共赢提供了良好示范。点对点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合作模式的创新。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的鹏盛工业园由浙江省民营企业鹏盛集团所建,充分发挥当地劳动力红利和资源优势,为乌及周边国家提供性价比高的瓷砖、皮鞋、水龙头等各种生活用品,这些产品不仅销往包括独联体在内的周边国家,还销往欧洲及中国。鹏盛工业园直接为锡尔河州创造了1300多个就业机会,贡献了该州税收的20%。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的华坚鞋厂是“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合作园区的又一典型案例。截至2017年底,华坚鞋厂就为埃塞累计创汇约1.22亿美元,解决了8000人就业岗位。2019年6月,华坚集团与埃塞签署协议而获得季马工业园40年的运营权,预计将创造超过12000个就业岗位。埃塞政府为答谢华坚集团的贡献,授予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先生“埃塞工业之父”的荣誉称号。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创新,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显著优势是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中国的优势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机整合,实现1+1+1>3的最优效果。虽然发达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存在矛盾心理,但第三方市场合作却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拓展新空间,同时也为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产能再升级提供广阔空间。最早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概念出现在中法两国政府2015年6月发表的《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之中。日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耕耘数十年,中日两国企业在该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潜力巨大。2018年5月,中日两国签署《关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正式决定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访华期间,中日举办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两国企业、金融机构共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50余项,协议金额约180亿美元。2019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期间,中意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两国企业签署价值约25亿欧元的合作协议,将第三方市场合作引向深入。

第三方市场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还专门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指导和引领第三方市场合作。目前,我国已经与14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协议。第三方市场合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第三方市场的机制化合作,并取得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中法还共同设立海外投资基金,投资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法已经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三轮示范项目清单,启动了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美国与中国虽然没有在国家层面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共识,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中国丝路基金签署“能源基础设施联合投资平台合作协议”并成立联合投资平台,投资沿线国家电力电网、油气、新能源等行业。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认为:发达国家如果“顺应可持续经济发展,加入‘一带一路’,一切就还有希望。”[19]“一带一路”建设将突破“中心-外围”格局,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重新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从而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劣势地位,形成一个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包容性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更加公正合理。

四、“丝路精神”为引领,构建全球治理的新机制规范

“一带一路”是路,也是道。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丝绸之路的时代内涵,竖起和平、发展、共赢的旗帜,与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提供的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作为沿线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动的系统工程,需要新的合作理念和机制规范来引领,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为国际规则制定树立新样板,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思路推动新丝路。七年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顺应时代潮流的合作理念和机制规范。

第一,“丝路精神”成为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同价值。纵观数千年,绵亘上万里,充满传奇色彩的古丝绸之路,呈现的是和时兴、战时衰的历史规律性。“一带一路”从历史深处走来,丝绸之路所积淀下来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为当今“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精神价值。和平合作是前提,沿线国家的和平共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保障;开放包容是根本,旨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共同发展;互学互鉴是路径,就是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互利共赢是目的,需要沿线国家共同谋划利益和福祉,实现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创新,体现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蓝图。“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通过“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形式,引导全球治理。目前,中哈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不同层面的命运共同体,正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机制保障,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秉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正确义利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带一路”倡议,立的是天下之正位,行的是天下之大道,计的是天下之大利,展现的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博大胸怀,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一种义利观,也是一种发展观。我国处理国际事务时坚持是非曲直来的原则,基本出发点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正确义利观,就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体现的是追求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坚决反对赢者通吃的霸权义利观。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由中国倡议,但“一带一路”建设绝不只是中国一家的“独角戏”,而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大合唱。习近平主席指出:欢迎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20]“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搭建沿线国家共同支撑的国际合作新平台,造福沿线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商”,就是沿线国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共商合作大计,从各自国情出发寻求利益共同点,达成共识;共建,就是充分利用各国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共建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效果;共享,就是分享合作机遇与合作成果,让沿线国家和人民有真切的获得感。“一带一路”倡议奉行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共同建设美好世界。

第五,“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开放、绿色、廉洁三大理念。“一带一路”建设的鲜明特色是“开放”、“合作”、“共赢”,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博弈,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建设也是生态文明之路,推动沿线国家建立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17年5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并以绿色丝绸之路引导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已规划或在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太阳能、风能和核能)207个,总金额2620亿美元。廉洁是“一带一路”的底色。201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反腐败合作被写入与有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之中。廉洁丝绸之路将营造公正、规范、透明的营商环境,给沿线国家人民提供真真切切的获得感。

第六,“一带一路”建设政治填补现有国际秩序空白以建立互利共赢的新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许多方面都需要新的国际规则和机制加以规范,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融资机构均未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亚投行的建立便是对现有多边开发平台的补充。“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划实施战略对接,而且与包括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欧亚经济联盟、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战略对接。“一带一路”框架下所搭建的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中国-中东欧国家银行联合体、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制,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五、“一带一路”建设任重道远,初步形成机制性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打造新引擎,极大地激发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七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由愿景到现实,推动沿线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第三方市场合作所释放出的经济潜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发展。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研究显示,“一带一路”合作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2.2%,推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的贸易成本降低10.2%,促进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至少提高0.1%。[21]美国麦肯锡公司预测,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80%。[22]“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响应,2019年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有来自全球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多名代表与会。“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国际合作新模式的成功探索,所展示的中国发展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3]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世纪工程,其建设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也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美国的遏制与打压。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之后又建立“印太司令部”,试图通过地缘博弈来对“一带一路”形成的钳制,同时还设立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试图寻求“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施加政治、经济等多重压力,经常利用其非政府组织(NGO)发布报告抹黑“一带一路”项目。美国一些政客不断鼓噪中美“脱钩”,攻击“一带一路”建设损害沿线国家主权,导致债务危机等等,甚至通过外交渠道向意大利施加压力反对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少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大国的挑唆下,甚至把疫情“中国责任论”和“债务陷阱论”相提并论,将履约和还贷中的暂时困难归咎于中国,个别国家领导人宣布要取消接受中国贷款的协定,有的国家政府甚至声称要将中国投资项目收归国有。[24]“一带一路”建设还要面对沿线部分国家政局不稳而影响项目建设及某些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规则意识薄弱,权力寻租倾向等营商环境问题的挑战,某些国家有着浓厚的大国复兴梦想和民族主义的极端行为以及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干扰。同时,沿线某些国家的重大项目亦存在潜在的“黑天鹅”和“灰犀牛”等多种风险,预警机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潜在风险多,必须特别重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建设和后期服务的综合安排。就目前“五通”建设而言,民心相通是“五通”建设中的短板,很多外国民众认为“民心相通”是“五通”中最不重要的领域。沿线国家从普通民众到精英阶层均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认知偏差,即使赞同“一带一路”的某些精英人士也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别人的节日”。

“一带一路”建设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之下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的宏伟倡议,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不可估量。我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在建设进程中正在形成一系列机制保障,以构建起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和新模式。

其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肩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作为”。王毅外长在2015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指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两条主线’就是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25]西方学者也认为:“在所有大国中,中国在理性追求国家利益方面具有最大的行动自由,来按照大战略行动,进行联盟转换,并采取战略性对外政策。”[26]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础,通过“政策沟通”实现与各国发展规划的“战略对接”,推动国家层面的经济合作,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出现的新问题,同时通过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阿投资基金等经济外交形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打造双边和多边命运共同体。我国已经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实现新闻资源广泛共享,节目互播联播。中国企业积极承担当地社会责任,做好公共外交工作。中交建在非洲修建蒙内铁路期间,打出100多口深水井,让当地民众喝上清洁的饮用水,赢得肯尼亚民众称赞。就目前形势而言,建立国与国政府机关特别是经济部门之间联络机制和预警机制是当务之急。

其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7]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28]中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东部与西部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明显的垂直分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回旋余地非常大,为经济良性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这正是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对外开放格局的客观基础。而我国具有全球规模最大和最完整的装备制造业体系,且拥有4亿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内需潜力巨大,正在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市场。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国际循环是次循环,国内循环则是主循环”“良好的国内循环是国际循环的根本”“国际循环会带动和优化国内循环”。[29]“一带一路”建设必须立足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布局“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首先实现国内的平衡充分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其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民心工程。“一带一路”建设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习近平总主席在2016年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倡议[30] 2017年,我国又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执行计划》,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健康为主线,共建健康丝绸之路。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和蔓延背景下,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化危为机,危中寻机,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民生,通过远程办公引发“云经济”新模式,由此孕育“新业态”,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逐步实现了对疫情防范与复工复产,并逐步将“云经济”新模式推广到沿线国家。中国积极援助抗疫物资,派出数十支医疗队、在线传输抗疫经验等多种形式帮沿线国家抗疫。与此同时,我国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协议”,暂停了77个发展中国家债务偿还,先后为世界卫生组织捐款5000万美元,援助受疫情影响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20亿美元用于抗疫和经济恢复等等,承诺在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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